在发展数字经济的浪潮下，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再次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转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杨涛在2021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从数字化的早期提法到现在的提法，数字化转型的广度、深度、广度日益凸显，甚至追求全面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华认为，银行数字化具有动态多变的特点，数字化没有明确的目标，其热点和技术也在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无形的损失，所以敏捷性尤为重要。在动态多变的数字化转型中，落后的银行永远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银行业应该加速抛弃旧的和新的。
什么是数字金融？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数字金融是通过数字化的流程和基础设施提供的金融服务，金融和技术是一体的。
杨再平认为，金融的本质是跨越时空的价值交易或资源配置。基于数字技术的金融与没有数字技术的金融完全不同。如今，数字技术已为人们所熟知，对传统金融来说，它已经进入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时刻。银行业应该有紧迫感。如果不尽快加速数字化转型，将面临生死存亡。
全球金融业的数字化正在加速。杨涛说，既有美国依靠市场自发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也有欧洲监管部门推动的过程。中国的持牌金融业已经逐渐呈现出一些特点。比如他说，“保险业的数字化进程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过程，包括早期强调保险信息化，后期强调保险线上化，后期强调整个保险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定价，一系列理论变革和实践变革的结合对保险业的影响非常突出。”
数字化是银行财富管理的动力。银行登记托管中心副行长关指出，金融科技是银行理财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化分析等。在整个金融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工作已经完成，银行内部的产品创造和银行的投资分析也已经数字化。例如，金融产品的创造已经在线化、程式化、简化和数字化。在金融投资领域，也应用于金融科技的大数据，在智能投资和量化分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杨涛说，“无论是金融信息化、电子化还是数字金融，归根结底都是利用信息技术改变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以及全面重组，带来效率和效益的全面提升。从数字化的早期提法到现在的提法，数字化转型的广度、深度、广度日益凸显，甚至追求全面重构。”
面对数字化改革，银行业应加速弃旧迎新。对此，杨再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注意门户界面不低于网点；二是更新基础设置，电子设施要更新到数字化；三是更新系统，原系统关闭，新系统要开放，否则难以数字化；四是更新渠道；第五是更新服务的商业模式和产品
银行数字化与经济数字化既有异同。程华认为，一方面，银行数字化具有动态多变的特点，数字化没有明确的目标，热点和技术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无形的损失，所以敏捷性尤为重要。程华指出，“前期投入大量技术和人才的银行，在技术迭代过程中可能处于劣势，可能会阻碍数字化转型。落后的银行，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总会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另一方面，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平台生态思维。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体化的动员解决方案，是无缝的服务状态。这意味着银行传统的内部分工结构和组织设计需要不断改变。传统银行有不同的分支机构，不同的业务部门，以及一个面向公众和私人的窗口。当它们数字化时，它们将带来后台、中间和前台。生态意味着不同的分工体系和竞争关系，更强调合作，如标准合作、数据共享和消费者教育。
聚焦银行业，整个金融数字化转型既有共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杨涛从三个典型路径进行分析。首先是技术驱动的路径。关注新技术的应用是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技术的应用能否真正解决现有的矛盾和痛点，是否是为了技术而使用。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是有限的。
二是客户需求驱动的路径。早期的改革创新是基于消费互联网时代C端的巨大变革，现在追求的是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变革。这就迫使数字化转型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依靠需求侧的驱动力去化解什么样的矛盾。三是监管政策驱动路径。杨涛认为，“如果过于关注某一条路径，可能会出现扭曲，所以最好在战略和管理之间进行有效权衡。当然，不同的银行面临不同的资源禀赋，银行改革最重要的是人才。”
关于银行数字化监管，程华表示，银行业是一个强监管的行业，强监管对银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强监管下的进入壁垒较高，来自外部的冲击在短时间内相对较小，这给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数字化的监管也是新生事物。从全球来看，监管滞后于银行的业务创新，监管政策的不断变化给银行数字化带来了一些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