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表示，全球金融风险和体系脆弱性有所增加，中国金融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表现在：杠杆率易升难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部输入性风险增加。
“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刺激力度空前，全球债务水平大幅度攀升。同时，从全球范围看，杠杆加速累积攀升，可能增加未来经济活动的下行风险。”5月16日，在以“我国新一轮的金融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为主题的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第三届研讨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提及金融开放挑战时，如是表示。
尚福林 图源/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
2018年以来，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筹协调下，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先后宣布并推动实施了50余条具体开放措施，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截至目前，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和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不断放宽扩大，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等领域给予了外资国民待遇,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已经清零。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外方独资人寿保险子公司等一批具有标志意义的外资项目已相继落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
需要看到，中国金融业开放在取得不小成绩时，当前亦面临不小的挑战。尚福林指出，一方面，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具体体现在：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关联。
就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来看，“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在生产力层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尚福林表示。
另一方面，金融领域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尚福林直言，从金融体系自身看，主要经济体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普遍采取了超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让全球金融体系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相对稳健，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和体系脆弱性有所增加。
这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杠杆率易升难降。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刺激力度空前，全球债务水平大幅度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口径数据，2020年三季度，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为118.6%和59.3%，较2019年上升18.6和7.6个百分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也均达到历史高位，分别为102.3%和104.1%，较 2019年上升11.8和11个百分点。
“为救助企业、保持流动性，融资环境明显放松，是重要助推因素。未来为支持经济复苏，仍需要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支持。同时，从全球范围看，杠杆加速累积攀升，可能增加未来经济活动的下行风险。”尚福林说。
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受疫情和疫苗接种情况、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较大。前期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普遍大幅扩张，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外溢效应已经显现。在低利率水平下，市场风险偏好上升，推高了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考虑到世界经济复苏尚不明确，缺少经济基本面支撑，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影响和宏观政策调整而加剧动荡。
三是外部输入性风险增加。尚福林指出，在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央行普遍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元贬值、中美利差持续高位运行、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末，外资已经连续25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同时，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或转向，可能引起资本跨境流动，增加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控难度。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尚福林认为，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有序扩大金融开放。
首先，要将金融开放放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金融业对外开放要在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前提下稳步有序推进。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要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监测，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和国际金融风险传染。”尚福林说。
其次，要坚持推进制度型开放，积极营造与高水平开放相配套的制度环境。发挥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鼓励中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深化合作、互相借鉴、促进创新。将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力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动力，将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
再者，要用好国内超大市场潜力，更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尚福林进一步指出，要利用金融开放，吸引全球要素整合，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通过金融服务业开放，学习借鉴外资的先进经营理念和成熟的市场经验，实现国内金融行业在科技、业务、产品、流程、管理、制度等领域的创新。
